困境
白雪梅的悲惨境遇源自黄德贵一家的生活困境，而她始终无法逃离那个村子，无法逃脱这悲惨境遇的原因是因为看客社会困境。无论在生活困境中的黄家一家人，还是社会困境中的看客们，都遵循着相似的逻辑。

黄德贵一家人不是天生的恶徒，尤其是黄德贵的母亲，在影片中她做得最多的就是苦苦哀求。但是让人无法理解的是，同样身为女人是最能理解强奸给女人带来的伤痛的，而且她不是没有感知，“我知道对不住你，我实在是没办法”这从女人的角度是无法理解的，只能从母亲的角度去考虑，“你以后有娃就明白了”，这是为了她的儿子黄德贵。她首先是作为黄德贵的母亲，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儿子着想，为了儿子的生活、将来。其次是她作为婆婆，一家之长所做所考虑的便是家庭。无论是从中国传统的家庭伦理还是从最基本的家庭情感出发，维护一个家庭的完整，使家庭血脉得以延续，是黄母对这个家庭最大的愿望。因而她能为着儿子帮忙强奸白雪梅；为着家庭的延续而苦苦哀求白雪梅，“我们对不住你，对我要大要骂都行……我给你跪下了，你千万不能这样子，我黄家永远都会记住你的”；为着家庭的完整而以死挡住白雪梅的去路，“要把人带走，从我身上轧过去算了”。她的一切作为都是为着自己的儿子、自己的家庭着想，但是她的家庭的圆满及延续是建立在白雪梅的痛苦和悲惨生活之上的。她并不是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家庭施加在白雪梅身上的恶，而是生活的困境让她不得不如此。黄母的困境就是黄家的生活困境。

什么是黄家的生活困境呢？具体而言就是贫困。在影片中，这个山村整体表现出来的便是封闭与贫困。生活在贫困中的黄家，无法组建一个完整家庭，家庭的延续面临着中断，这便是他们所面对的生活得不到完整的困境。七千块钱是黄家所有的积蓄（也许还包括借款），也是他们用来买妻的钱。用全部积蓄买来的媳妇如果跑了，人财两空，生活的贫困会愈加的困难，家庭不完整，没有后代没有未来。生活的困境依旧走不出去。因而他们会使用暴力，会使用一切手段来维护这样一个家庭。黄德贵的角色在强奸白雪梅之后经历了一次转变。在此之前，他并不是一个蛮横、粗暴、只知道暴力的人物。他的表现甚至还有些可爱，“大哥，我晓得你是好人”，这并不仅仅是一句哀求的话，而且也是句实话。在转折之前的黄德贵是一个老实的农民，从与白雪梅的对话中就可以看出他既不好色，也不贪财。“你把七千块钱还给我，我让你走”他只是提了这样一个要求，只是一个不想亏本的想法。甚至他因为“连个小女子都收拾不了”而遭到村中人和父亲的耻笑、斥责。在成功强奸白雪梅之前，他有过一次未遂的经历，难道白雪梅的力气真的要比他大吗？显然不是，那次强奸未遂说明黄德贵在那时还有着畏惧之心，他不是畏惧白雪梅，而是畏惧自己的行为，它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恶。但在第一次强奸成功之后，他的形象就成了单纯的暴力面，对白雪梅的辱骂、毒打、强奸不断。

买卖妇女行为不仅在电影中存在，也存在与现实中。现在有，过去也有。过去的情况经常能在古装剧中看到，也能在先人的诗文中读到。老舍的《茶馆》里就有在上世纪初亲生父亲买女的现象，相比之《盲山》中受骗被拐卖的情况，《茶馆》中的事件面临着更大的道德难题，亲生父亲怎么能够这样做？上世纪初的中国社会还有许多的封建残留，如那个买妾的太监，以及主仆的人身关系。人一旦成为奴隶，他便成为了他的附属品，成为了可以买卖交易的物品。就像在商品意识形态之下，人一旦成为商品，也是可以随意买卖的。现在已经作为普世价值的人的各种基本权利对商品是不起作用的。白雪梅不仅是黄德贵买来的商品，更是他的女人，他的附属品。因而在与之结婚并强奸白雪梅之后，各种对白雪梅的虐待便不存在道德上的问题了，一切都顺理成章了，一切都是符合利益逻辑的。

黄德诚说过“我们这里的人都没啥文化，很野蛮”，村主任也说过类似的话“我们这儿的人就是这球样子”，似乎正是村民的野蛮才使得这些事情发生，可文明的黄德诚做了什么呢？对大学生的向往也许使黄德诚喜欢上了白雪梅，在他自己都无法离开山村的情况下，满口的“我一定带你离开这儿”只能是谎言。从白雪梅第三次逃跑的经历看，她“不需要太多钱”，黄德诚绝对有能力带她离开山村，但是她却什么也没有做，他只是一味地在满足自己的性欲望，这是欺骗。从某种角度而言，黄德诚做的还不如商店老板做的。

但是贫困决不是罪恶的根源，贫困只会使生活环境恶化，让人们无法有更多的选择。在贫困的生活中，由于物质的匮乏，教会了人们倍加珍惜有限的资源，小心关照着自己的利益。为了能够更好地生存，获得更多的生存空间，人们会尽可能地去争取生活资源，争取自己的利益。因而在生活中，一切就会以自己的利益得失作为衡量的标准，这便是利益逻辑。当生存空间已经被挤压得异常逼仄，社会秩序已经无法保证人们的正常生活时，遵循着利益逻辑人们就会在有限的生存空间内争抢并不多的生活资源，社会秩序就会被打破。或者社会秩序得不到维护，也会导致社会秩序不断被打破，甚至崩溃。就比如村委会原本因该是山村秩序的维护者、治理者，但它不但默许包庇着买卖妇女的发生于存在，自身还在破坏着社会秩序。“养不养猪都要上税……这跟收税一样，要上硬的”，那些带着红袖章的“公差”们在黄德贵面前“教会”了他什么是暴力当社会秩序的维护者都在破坏社会秩序的时候，社会环境的恶化就可想而知了。在抢救自杀的白雪梅的过程中，医院里的医护人员表现得更是麻木与冷漠，一开始便是说“带钱了没有……不交钱咋救人”利益原则已经凌驾于职业道德之上了。

在恶化了的社会秩序面前，暴力取代了原有的社会秩序，在利益原则的指导下成为了新的社会秩序。社会秩序一般而言由道德秩序与公共法律共同组成，公共法律都已经无法维护，道德秩序就更难维持了。当原本很难为社会道德所接受的事情频繁地发生，人们的神经在这些事情面前变得越来越冷漠与麻木，甚至习以为常时，人们的道德底线就宣告失守。在没有了社会秩序约束社会环境中，人的行为就会失去善恶判断的准则，或者说失去了普世的善恶标准，取而代之的便是在恶劣的社会环境中形成的社会秩序，比如利益逻辑。在警方第一次解救白雪梅的过程中，警察对围堵着警车的村民喊“乡亲们，你们也是做父母的，要是你们的女儿被拐卖是什么心情？我们要将心比心啊”，而周围的村民却无动于衷，如果买了妇女的家庭自己的女儿真的被被人拐卖，会发生怎样的事情？这时候就会陷入道德困境，也许会产生一种道德分裂。他们绝对会保护自己的女儿，就像白雪梅的父亲那样。而对自己买来的媳妇依旧还是虐待，因为那不是他们的女儿，那只是个附属物，被买来的女人。由于道德底线的沦陷，那种天然的家庭亲情无法推己及人，而商品、物的判断却成了判断的社会准则，因而在面对同样的被拐妇女时，他们就会摆出两付不同的道德面孔，而且他们也不会感到自己在道德上的分裂。

白雪梅几次逃跑的经历中，第三次逃跑是最接近成功的。她一路跑到了镇上，甚至坐上了出镇的长途车，却就在车上在满车乘客的注视下被黄德贵截了回去。为什么那些乘客都沉默着看着白雪梅被拖了回去？有一个人不是，一个穿着军装的小伙想要站起来打抱不平，可是被他身边的妻子按了回去。他们为什么而沉默呢？因为社会规则得到他们的认同，在社会秩序被利益逻辑及暴力法则所取代这一事实面前，他们面对恶时显得孤立无援，就像那个站起来的小伙，就连他身边的人都把他来了回去。开客车的司机在白雪梅的苦苦哀求下起初还有些犹豫，黄德贵给他递上的烟传递了一个信号：两个同作为男人、丈夫之间的认同，对社会规则的认同。另外一个司机，在第二次逃跑时拒载的那个司机，为社会规则中的利益逻辑做了最好的说明“没有钱不行，人家都要五块钱呢……那不行，都像你这样我就赔钱了”那小伙子的行动言说了满车乘客的社会困境，面对眼前发生的恶，他们无力反抗，因为个人的正义显得如此渺小而微不足道。甚至当正义面对恶挺身而出时，面临的有可能是危险，是孤立无援的境地。人们知道正义所处的危险境地，因而都无力伸张正义。另外“这是他老婆，少管闲事”的逻辑道出了人们的社会逻辑，因为对这个逻辑的认同，人们因而摆脱了道德上的困境。“关我何事？”，人们无需伸张正义。虽然他们不会站出来，他们也不会成为恶的帮凶，既不能前进，又不能后退，他们选择的路径就只有沉默不语。在面对恶时的无法选择，正是当前社会的困境。在社会困境面前，看客们一致地选择沉默，这是个不二法门，是对社会规则的默许和承认。是人们沉默加深了他们的困境，因为面对恶时愈沉默就愈显得孤立无援，就愈要沉默。在沉默的外表下，正是人们的冷漠与麻木。“”人们害怕承担责任，在严格遵守规则逻辑表象的背后其实是怯懦、麻木和冷漠，这是我们这个时代中人相当普遍的道德形象。[3]白雪梅的遭遇莫不与这些困境有关，黄家与看客们并不是看不到眼前的恶，只是困境把他们困在其中，就像一座座致人眼盲的山一样挡在他们眼前，然他们对眼前发生的恶视而不见。盲山在这里有了双层寓意，第一层是指困境，它好似看不见的山，处处挡住了白雪梅的去路，第二层是令人致盲的山，它令人看不到眼前发生的恶，令人沉默。

似乎影片中的所有人物都为困境所困，白雪梅最终的结果应该是和陈春丽一样，不得不接受现实，但为什么白雪梅最终还是能够逃脱山村呢？
　　

李青山
　　

最后真正帮助白雪梅逃脱山村的是李青山，一个失学儿童。他所做的也很简单，仅仅是把白雪梅的求救信寄了出去，仅仅这样就帮助白雪梅戳破了困境。他就是《皇帝的新衣》中的小男孩，一言就戳破了所有的谎言，揭示了困境的虚伪，以及在这困境下人们的麻木与冷漠。

李青山是村中的一个小孩，除了黄德诚以外，他是唯一一个同情并帮助过白雪梅的人。在白雪梅第二次逃跑失败后，遭到了毒打并被关了起来失去了自由。而李青山却跑过去透过窗缝塞给了白雪梅两个热鸡蛋。这让我们看到了这个小孩的善良。儿童经常被我们喻为纯真无邪的化身，孩子同样也代表着未来与希望。李青山的出现确实给白雪梅带来了希望，是他告诉了白雪梅黄德贵买通了邮递员拦截她的信件，同样也是他偷偷寄出了白雪梅的求救信。在《皇帝的新衣》中，所有人都看见了眼前的事实，却只能说出谎言，因为他们害怕触怒龙颜，同时也相信了自己的谎言。而那个小男孩做的只是最基本的判断，并且说出了事实。也许作出判断并不是件困难的事，而说出事实确实件难事。李青山为白雪梅所做的是村里任何一个人都能做的，他们甚至能做的更好。村主任可以调查联系到白雪梅的家乡，司机能把白雪梅载出山路，黄德诚能把她送出小镇，这么多的看客完全可以保护一个弱女子。但是只有李青山真正帮了白雪梅，他只是做了最简单的事情，行善。和李青山相比其他人更多的是旁观，白雪梅面对恶时的孤立无援正是在他们的冷漠与麻木中造成的。他们借口环境的麻木与冷漠，掩饰自己的麻木与冷漠，而这麻木与冷漠的环境就是他们自己造成的。而李青山的举动，直接揭示了他们的麻木与冷漠，面对恶时，沉默本身并不是罪恶，但多数人的沉默意味他们的不思考不判断，不判断不思考的后果就是顺从恶，对发生在眼前的恶习以为常，表现出来的便是麻木与冷漠。多数如此之后，整个社会就会顺从恶，整个社会就会变得麻木与冷漠，反抗恶就变得更不可能。那个穿军装的小伙面对的就是她妻子认为无法反抗的恶，看客们用自己的沉默给自己造成了困境，让陷于其中的自己无法逃脱。他们的天性并不比李青山要差，只是他们失去了面对恶时的判断力，习惯并接受了环境中的利益逻辑与暴力法则，在暴力面前学会了沉默，学会了顺从恶。

李青山的行善是源自他的知善，他能吧黄德贵收买邮递员一事告诉白雪梅就说明了他对善恶做出的判断。但今后他又会怎样？像他这样的农村失学儿童最大的可能就是两种，一是继续留在山村，二是离开山村。留在山村等待他的很有可能是像他父辈一样的贫困生活，鲁迅在《狂人日记》里讲到过小孩吃人，“这是他们娘老子教的！”。失了学的李青山将来面对的贫困生活也会和他的父辈一样，他也会走上他父辈的路，买妻！这让人想到了白雪梅留在黄家的儿子，他也会制造和他母亲一样的受害者吗？就算他能离开山村，和绝大多数离开农村的农民一样去打工，他又会如何呢？这让人想到了李扬的另一部影片《盲井》里的主人公，凤鸣，同样是一个善良的形象！
　　

平常的恶
　　

《盲山》这部电影从头至尾给人带来一种强烈的压抑感，导演正是通过这种压抑感让观众进行思考。比之在电影中那些充当看客的乘客们，观看电影的观众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看客。正是在乘客的默许下，白雪梅才被带下了车，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他们的沉默加深了白雪梅的悲惨命运，是推动故事发展的因素之一，因而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看客。电影的观众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看客。观众对于电影处于一种完全超然的地位，因而他们可以轻松地对电影中发生的一切作出判断。当电影中那一幕幕的罪恶发生之时，观众马上可以作出判断：白雪梅身处在可怜、悲惨的境地中，黄德贵及其一伙的野蛮罪恶，村主任的傲慢渎职，乘客们的冷漠李青山的善良等等。甚至导演在电影中都做出了评判（这比之导演的前一部作品《盲井》稍有逊色，在《盲井》中宋金明最后救了凤鸣的举动，让人们对他的判断一时模糊了起来，他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因为立场的超脱，所以观众对电影中发生的恶能够一目了然，不像电影中的人那样对眼前的恶视而不见。但是如果回到现实的语境中，将电影中的恶拉近到观众身边，他们会如何呢？大致会如那些乘客一样，沉默。

当电影散场，观众带着压抑的心情离开电影院回到现实生活中，他们依旧会对身边所发生的恶视而不见。电影不能改变什么，就像李扬无力改变那些被拐妇女的命运一样，电影拍完，剧组一走，那些扮演被拐妇女的真正的被拐妇女依旧过着回去过着以前的生活，而人们视而不见的恶，就是平常的恶。

平常的恶不是指小恶，而是指发生在人们的视野之中，发生在公共领域之中，却不为人们所关心，不为人们所视的恶。在恶劣的社会环境下，正常的社会秩序遭到破坏，人们公认的普世价值在社会中不再适用。取而代之的就是流行的于生存有用的各种价值，如利益逻辑与暴力法则，它们在原有社会秩序遭到破坏的时候取而代之，建立起新的社会秩序。比如与公共法律相比，社会潜规则反而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同。在公认的普世价值之下原本应当被认作是恶的行为，却在新的社会秩序中得到承认，甚至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被电影观众认为是犯罪的买卖妇女的行为，却得到村主任这一社会公权人物的认同，村民们对此也有着极大的认同。“买老婆的人多了，是不是都犯法？”他们不仅是利益相关者，也是社会秩序的认同者,因而他们会成为黄德贵一家的帮凶，团团围住警察的车。原本被认作是恶的行为却在社会环境中得到了认同，并经常发生在社会中，其存在甚至会有各种理由各种借口，这便是平常的恶。人们对平常的视而不见，是因为他们无法判断，失去了判断的准则。就像在《皇帝的新衣》中的饱学之士、王公大臣们，他们并不是傻子，只是因为他们没有判断力，在封建制度下，皇帝的话就是一切，一切都是以圣旨、圣意为行事判断的准绳，哪里还容得下独立的判断与见解。小孩尚未成为体制内的人，所以他的话可以算作是天外之音。面对平常的恶的人们选择沉默、不作为，既不与恶为伍，也不反抗恶，只是表现出顺从，他们的这种平庸的表现让冷漠这一社会病毒在社会中四散传播。

面对恶时 ，正是我们的不思考让我们无法说，这是对的，这是错的。面对更难判断的平常的恶时，光靠这天性的善是无法面对的。白雪梅的遭遇是一种现实的遭遇，导演通过电影给我们传达的是他的思考，如何在避免这样的恶？他是要告诉我们，让我移去眼前盲山，正视眼前的恶，不再沉默。

不过，黄德诚的行为更为复杂。如果黄德贵是遵循这生活困境的教导而变成一个野蛮的暴徒的话，那么黄德诚在社会困境面前表现的更多的是无能和无奈。对屡次考大学失败的黄德诚而言，白雪梅的大学生身份无疑对他有着极大的吸引力，他在第一次谈话就问到了“你们大学校园的生活到底是啥样子”。对大学的向往之情、白雪梅的美貌吸引力以及倾诉内心的衷肠，这些是否给黄德诚和白雪梅带来了爱情呢？导演并没有给出太多的空间让我们去思考，更多的镜头用在了黄德诚的性欲望上以及两人之间的偷情上。无论他对白雪梅是否有真正的爱情，他的最终失败都在说明他无力反抗眼前的现实及罪恶。黄德诚离开是无奈的，因为他违反了伦理纲常，无法再在村子里呆下去了。在这里道德秩序似乎又起作用了，但是在底层的环境中，利益逻辑始终占着上峰。事情最终是私了，以黄德贵的债款抵消了他的一切罪过，以维护道德秩序之名，大行的却是利益逻辑。黄德诚不敢救白雪梅，一方面是他的无能，另一方面是他的不能。连他自己都没有能力离开山村，他又如何帮助白雪梅离开？而且白雪梅还是他的“表嫂”，处于村子的亲缘利益关系网中，他如何能放她走？因而他信誓旦旦对白雪梅说“我一定带你离开这里”，只能是谎言。在“你嫁给他真是可惜了”一句话里，说的就是惋惜之情，用另一句话表述就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这里没有对白雪梅处境的同情之心，他自然也就不会帮助白雪梅逃跑。

文/justinned  更多影评,书评,乐评 www.130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