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行正道，必经沧桑。——江奇涛（《人间正道是沧桑》编剧）
圈里一般把优秀剧本＋明星演员看作是一部电视剧成功的基石，似乎导演无非是承担些具体执行的技术性工作而已，但我觉得也不尽然。譬如张黎，这位电影学院78级摄影系出身的电视剧导演算是根正苗红的“第五代”，他的《中国往事》《大明王朝1566》等剧集都以精致和大气蜚声荧屏，特别是一部《走向共和》，我个人认为堪称新中国电视剧史上的最高峰，可惜太好了，好到了全民噤声的地步；而今这部《人间正道是沧桑》，在时序上基本承接了《走向共和》的剧情，同样掀起了收视狂潮，而且从庙堂学府到贩夫走卒，对此片都赞誉有加，看来张黎（当然还有刘淼淼）导演一手打造的中国近代史画卷已然初现端倪。
历史早已化作如烟往事，能在后奥运时代的收视环境里，把1925到1949这一段充满苦痛、屈辱、信仰与欺瞒的波澜壮阔的中国大历史描摹得脍炙人口，在我看来，《人间正道是沧桑》的成功正在于它对观众脉搏的巧妙应合——不在于剧集中有什么，而在于观众看出了什么。
1.格瓦拉大战韦小宝
革命浪漫主义是个虾米主义？恐怕在不同的时代会有截然不同的含义，在消费主义和全球化盛行的今天，“革命浪漫主义”已经被彻底物化了，其代表人物就属格瓦拉。在当今的大众文化（特别是青年亚文化）里，格瓦拉已经不再是（或者不仅仅再是）那位丛林游击战士和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革命搭档，而是好莱坞电影里的摩托骑士，张广天话剧里的愤青偶像，以及印在T恤衫、可乐瓶甚至国际米兰球迷协会旗帜上的商业Logo。格瓦拉当然革命，但是这里的“革命”显然更多的褪去了暴力、阶级和政治的含义，而是某种性感、危险、忧郁、叛逆的欲望对象——当然，他还得充满传奇性。其实按照这个标准，《人间正道是沧桑》完全可以被看作是一幅格瓦拉的群像，内里的人物基本都是革命浪漫主义的身体力行者。不过细数几个主要人物，我们还能看到一些细微的差别：例如瞿恩，他的男性魅力和浪漫情怀就不输格瓦拉，可惜年岁大了点，而且略有迂腐，在女异性恋和男同性恋观众看来，“革命”有余而“浪漫”不足。
至于杨立青，这位在1927年的危机关头火线入党的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却是以某种顽童的形象出现在剧集中（这几乎是革命史诗题材文艺作品的必备模式，即描述某个懵懂无知但良心未泯的主人公通过革命熔炉的锻造后最后淬炼成钢的过程），一开始就拿打伤了邻家女孩——日后成为他师母、然后又成为他妻子的林娥，后来还穿着上司董建昌的军服去宴会上骗吃骗喝，在黄埔的考场外面也不放过机会戏弄一帮同学。直到投身共产党，杨立青干的也是啸聚山林的活，一个人做了一群土匪的“党代表”，搞的女王样十足的女匪首白凤兰五迷三倒（不过白凤兰死前的告白有点走样，我认为这是全剧中最雷的一场戏）；而那场“绑架”范希亮勒索赎金的戏，更是充分显示了杨立青的狡黠与机敏；到了后来在红大（抗大）教书，这位赶鸭子上架的教员又略施小计把一帮干部学员训得服服帖帖；最后到了东北战场上，杨立青更是施展了跨国的智慧，让一帮日本战俘死心塌地的跟着解放军卖命。所谓灵活性与原则性相结合，这正是杨立青身上的突出特点，所以一旦教条主义者当权，杨立青就会怒不可遏——这正是他最为痛恨、也是与他自身性格决不相容的——剧中当听闻瞿恩在大部队撤离后继续留守苏区，杨立青手扬马鞭几乎要打将进去，得亏林娥阻拦及时，才未酿成大祸。
杨立青的特点正是执行正确路线的共产党人的特点，本来就是从一个小团体发展来，无权无无钱，最终能打下江山，靠的就是替劳苦大众办事以及不拘一格的工作风格。在底层人群和诸种利益关系中折冲捭阖，最终杀出一条血路，这其实很有点韦小宝的意思。虽然一开始并不强大，但总能因时、因地制宜，而且代表了历史的进步方向，成功也就是必然的了。当然，运气也不能少，历史大趋势是必然的，但具体到某一个人身上，那就充满了偶然性。譬如杨立青，就总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甚至福佑他人（用杨廷鹤的话说：“是立青这浑小子保全了这个家，否则咱杨家就是灭顶之灾”——这也是韦小宝的显著特点）。别的不提，单说杨立青在延安领着一帮红大学员在河里炸鱼的戏，一手榴弹下去，不仅鱼照吃舞照跳，而且还有支弹药缴获，足见其鸿运之当头。总之，这位大户人家出身的杨立青，与哥哥姐姐的书卷气总有些格格不入，浑身散发着一股子实用主义的顽劣作风，虽然有时让你哭笑不得，但他总能把事给办成。所以不管怎么看，杨立青身上都有着浓厚的韦小宝影子——用范德彪的话来说，他总是“不按套路打”；当然，他也总是能打赢。
那么真正的格瓦拉是谁？当然是杨立仁。从青年时刺杀巡阅使开始，杨立仁就是位为信仰矢志不渝奋斗终身的浪漫革命者——可惜他的信仰被历史证明是个笑话，这也是杨立仁个人悲剧命运的根源之所在。杨立仁廉洁奉公、疾恶如仇、有情有义，抛却政治立场不谈，他简直没有缺点。当然，杨立仁在对付共产党时也无所不用其极，杀瞿恩、囚瞿霞，眼睛都不眨一下，可杨立仁不是为杀人而杀人，在他看来，这是为了崇高的“三民主义理想”所付出的努力。为了理想，他甚至要把爱情压抑在心底——瞿霞和林娥都是因为政治原因（起码政治原因占了很大一部分）才拒绝了杨立仁的爱。但是杨立仁对爱人，特别是对林娥的关照是无微不至的，当他看到怀孕的林娥被安排值夜班时对下属大为光火，想必在那一刻是人都看得出杨立仁的汩汩爱心。然而杨立仁却被无情的爱人欺骗，他一直竭力呵护的，正是给他最大打击的人（流行歌曲有云：我爱的人伤我最深）——有谁能体味这种背叛所带来的伤害呢？在得知林娥的真实身份后，杨立仁的心已经死了。然而杨立仁还是替林娥和瞿恩养大了他们的费明（尽管杨立华是养母，但没有杨立仁的支持，想必费明在杨家也呆不下去）。事实上，一部《人间正道是沧桑》热播，最红的还是杨立仁，特别对女观众来说，杨立仁才是理想老公的形象，他的衣冠楚楚、他的激情澎湃、他的舍生取义（不要忘记在抗日战争期间杨立仁所表现出的民族大义）、他的柔情似水，完全体现了一个中国格瓦拉的精神内涵。格瓦拉隐匿山林，杨立仁身居闹市，所谓大隐隐于市，格瓦拉把身体和精神一起放逐，杨立仁却不得不忍受身体和精神的背离之苦——这位总在上海和南京的上流场所进进出出的失意革命家，早已把灵魂放逐到无限远处的民族苦难荒野之中了！
甚至还有楚材，这位美国理工大学毕业的高材生，虽然偏执得几近癫狂，但对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事业未曾有过丝毫的动摇，事实上，他为了“党国”几乎放弃了自己的个人生活——那门跟杨立华的娃娃亲总是被楚材淡淡的抹去。楚材虽然完全放弃了家庭的营造，不过我老是觉得他内心中始终还是倾慕杨立华的。而楚材最后的自杀，又难免不让人做陈布雷之叹。杨立仁（再加上楚材）成了新中国荧屏上最让人扼腕叹息和同情的中统特务形象，往昔总被妖魔化的国民党特务，现在也有了人性化的一面，而一旦他们的魅力被激发出来，观众们会赫然发现——他们也是激情四溢的“革命者”，而结合当下的大众文化，有格瓦拉式的集体无意识联想也就不足为奇了。
据说孙红雷当初看剧本时就想演杨立仁，可张黎没给他机会，现在看来孙的眼光不错，黄志忠借杨立仁一角果然迅速上位。
2. 黄志忠走红的意义
黄志忠当“师奶杀手”是板上钉钉的事，我所感兴趣的，乃是他对少女们的吸引力。也许黄的粉丝整体还是年龄偏大，但他的人气直升也是不争的事实。黄志忠的冷峻再加上一点忧郁，构成了当下流行文化中的一个特立独行的样本——当花样美男和小沈阳崛起后，不少人惊呼中国似乎缺乏阳刚气的男性荧屏偶像，而黄志忠的出现正好弥补了这一缺憾。黄志忠才是真正的爷们，纯的。而且他比绝大多数男明星更加“过分”，满身“大男子主义”特征，不过换一个角度看，所谓“大男子主义”也表现出他有情义、有担当的责任感。在责任感缺失，到处都是以个人快乐为最高生活原则的今天，黄志忠版的杨立仁不啻于另一个许文强的横空出世。文化嘛，当以多元并存为最高宗旨，我喜欢小沈阳，可我也稀饭黄志忠，这才是正题。
当然，除了男性人物外，《人间正道是沧桑》对于女性命运的悲剧刻画也入木三分，而其中最突出的代表当属瞿霞。
3. 瞿霞的两次死亡
瞿霞死了两次，这不是我说的，是齐泽克说的。齐泽克从拉康的后精神分析学中总结出了两种死亡的差别：“一边是真实（生物学）死亡；一边是对真实死亡进行的符号化处理，‘结账’，符号性命运的完成”【1】。在两种死亡之间，崇高或者“可怕的怪物”所处的位置，正是原质（一个拉康式术语）的立足之地。将此套用在瞿霞的身上，我的理解是：作为一个坚贞不屈的女革命者，瞿霞形象带给观众的崇高感正是在她的两次死亡之间应运而生。用更明确的话来说（齐泽克引用了萨德的作品为例，虽然有些牵强，但我觉得还是可以套用在瞿霞的身上）：“她可以被拷打无数次，并最终死里逃生；她可以忍受任何拷打，而且依然保持她的美丽端庄。好像在她的自然躯体（创生与腐烂的循环的一部分）之上或之外，在她的自然死亡之上或之外，她还拥有另外一个躯体，一个由其他实体构成的躯体，它被排除在了生命循环之外——一个崇高的躯体”【2】。
这便是齐泽克所谓（拉康）之幻象，然后这种幻象正是影视接受心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必须指出，这里的“幻象”并无贬义而且不附带任何价值判断）。瞿霞的第一次死亡在她从南京陆军监狱被释放之后——八年不堪回首的牢狱时光已经在自然人的意义上杀死了瞿霞。出狱后的瞿霞几乎弃绝了一切个人情感，她开始不顾一切的推开迎面而来的杨立青（虽然有帅孟奇的原型，我还是觉得剧中的这一改编十分生硬）。瞿霞后来嫁给了老穆，但我看不到她在剧中有多少夫妻人伦之爱。事实上，剧集一再暗示我们：杨立青爱瞿霞，瞿霞爱杨立青。而反复出现的瞿霞在结满稻穗的稻田中畅想的虚幻场景，无疑有理由让观众们对这位此生无后的女革命者的命运更加唏嘘。出狱后的瞿霞，不是妻子，不是妹妹（仅在仇恨和事业接班人的意义上是瞿恩的妹妹），不是女儿（她跟母亲的联系几乎不再被提及），不是母亲，也不是爱人。瞿霞成了一个符号，这是她后半生的全部意义，而这种符号的崇高感也奠基了瞿霞命运的悲剧感——从符号的意义上解读，瞿霞是个永生的幻象。
瞿霞的悲剧当然也是一个女人的悲剧，而许多观众正是以一部家庭伦理剧的样式来看待《人间正道是沧桑》的，例如我小蜜，她对中国革命史一窍不通，对剧中的每一个历史事件都需要我做普及式的讲解。但这并不影响她对该剧的喜爱，事实上，她把此剧完完整整的看了三遍——首播一遍、重播一遍、网上再一遍。对她来说，这就是一个爱情故事，一个比韩剧更加大气的家庭内的悲欢离合——在《人间正道是沧桑》里，大历史和小家庭就这样被巧妙的交织在了一起。
4. 家国同构
儒家文化历来讲究家国同构，这一点在《人间正道是沧桑》里表现得淋漓尽致。四分之一世纪的风云变幻，通过湖南杨家人的命运起伏被展示出来（作为一个湖南人，我骄傲！）。家既是国，杨家第二代两男一女，一国、一共、一个第三条道路，基本上代表了当时的整个时局（杨立秋暂且不提）；当然，国亦是家，我也可以对此剧做修辞学上的联想：内战的双方本来就是一家人，而且有着同样的国富民强梦想，但是有人走错了路，虽然辈分上是老大，却背叛了小弟，于是小弟愤而还击，最终打下了无限江山。此间的恩怨纠葛，本就是血浓于水，哪里择得清楚？
杨立仁孤身赴台，偌大的军舰甲板上只留下他一个孤单的背影，若有朝一日杨立仁能重返父亲坟茔之畔，不知会做何感想？
天若有情天亦老，不敢想，一想就酸。
从另一方面，《人间正道是沧桑》也用了同窗情谊来化解一个世纪的恩怨。黄埔的三期六班，英杰辈出，你死我活的国共双方，成了三期六班的同学内斗。这就是历史，虽然令人扼腕，却无法回避。学生杀老师，范希亮罪不容赦；但在抗日战场上奋勇杀敌，血染疆场，又让观众们对范希亮肃然起敬——“职业军人”四个字，放在驳运诡谲的政治斗争中，竟是如此的吊诡！
格瓦拉打韦小宝，本是一出闹剧，但俩人却是一奶同胞的兄弟，这便成了一出催人泪下的悲剧。整部《人间正道是沧桑》，弥漫着无以名状的悲剧色彩，其美学逻辑便是：将国家民族的悲剧，具象成了家庭内部的悲剧，而家庭的悲剧，就是一个个鲜活的个人悲剧（不过剧中隐藏着一个有趣的事实：胜利者香火延续，失败者无后而终）。
好人打坏人，那是天经地义；好人打好人，就成了不忍卒睹。《人间正道是沧桑》里的出场人物，除了那几个杨立仁手下的小特务，没有绝对道德意义上的“坏人”，亲兄弟之所以兵戎相见，按照剧中的逻辑，乃是被命运裹挟，被无良的独裁领袖无耻的利用了。
5.领袖：缺席的在场
《人间正道是沧桑》里处处透出政治权力的恐怖力量，当然这也源于剧中镶嵌式的历史事件处理手法——一个个虚构的人物被“镶嵌”到真实的历史事件中去，在他们的身边，活跃着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世枭雄。例如在白区工作时，瞿恩一口一个“伍豪”，令人不得不对其政治位置刮目相看；杨立青在重庆又担任“周副主席”的贴身警卫，其受党内的重视可见一斑；至于长征时杨立青在外面聊天，里面就是“三人团”在开会，已然向熟悉历史的观众织就了一幅清晰的历史坐标。
不过这些大人物里令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位“校长”。这位领袖自黄埔时奠定了自己在军界的地位，楚材和杨立仁从未背叛于他，始终尊以“校长”的称呼（这跟董建昌一口一个“老蒋”形成了鲜明对比）。然而成也校长，败也校长，试想若不是愚忠作祟，堂堂的楚大公子怎会沦落到自戕的境地？
每当有重要事件发生时，镜头总会有意无意的对准楚材或者杨立仁办公室里高悬的“校长”大幅标准相，这是一种标准的“缺席的在场”。“校长”不在，然“校长”的淫威处处挥之不却，小人物的悲剧，正在于成为了大人物的棋子。按照齐泽克的总结，极权主义领袖总是在说：“就我本人而言，我什么都不是，我仅仅是你的意志的表达、体现和执行者，我的力量就是你的力量”【3】，这正是对权力的误认的经典表述，楚材和杨立仁，也可以说掉入了这种误认的圈套中——大而化之的说，范希亮、汤沐雨等人都是被这误认给折腾惨了——从这表面叙述看起来，蒋校长似乎也代表着中国人民的利益，“但实际上，人民之所以是人民，是因为他们化身于党之中，或者更确切些说，只有当他们化身于党时，人民才是人民……人民总在支持党，因为任何一个人民成员，只要他反对党的统治，他就会自绝于人民”【4】。在这种独裁逻辑的支撑下，民主政治无非是一个悖论中的幻象，人民在我党的领导下起而推翻这个幻象，也就是历史的必然了。
《人间正道是沧桑》通过对历史的重新书写提醒我们：蒋介石极力推行“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独裁统治，是注定要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
注释
【1】【2】【3】【4】[斯洛文尼亚]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P.186、185、、201、202
文/图宾根木匠 电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剧情1-50集大结局分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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